打官司打到崩溃！BC省单亲妈妈为要抚养费不得不卖房

据温房网综合报道：在无数的影视作品中，法庭都是一个既神圣又神秘的地方。公正不阿的法官、正义感十足的检察官、或雄辩或狡诈的律师，唇枪舌剑，你来我往，精彩纷呈，不知道把多少不谙世事的少年骗进了法学院。即便是普通人，能够甩出一句“信不信我告你？！”那气势也是拔地而起啊。然而，放话一时爽，交钱火葬场。残酷的现实是，法庭上的每一分钟，律师铿锵有力吐出的每一个字，都是要钱的！

对于中产阶级而言，一场官司，可能就让你在返贫的快车道上快马加鞭、一去不返了。在BC省，有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。

例如，来自温哥华岛的51岁单亲妈妈Allison Clark。一场高度冲突且冗长的家务官司，让她不得不卖掉房子。即便如此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Allison依然请不起律师，必须要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。

2015年，她与丈夫分居并聘请了一名律师来处理她的家庭法律问题。双方的冲突和分歧严重，孩子的抚养权、抚养费、拖欠抚养费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要到法庭上一争长短，以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法庭命令。

当时，Allison个人的年收入约为$6.2万元，而获得法律援助的收入上限是$2.6万元，因此没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。

一开始，Allison聘请了律师，第一年就花了$2.5万元，这超出了她的负担能力。于是，她只能辞掉律师，单枪匹马与BC省司法系统复杂的规则和程序奋战。

全职工作、抚养孩子、打官司，三座大山同时压下来，Allison几乎崩溃。她两次被迫暂停工作，好让自己有喘息的机会。2020年，当她第二次因为压力太大而休假时，做出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：卖房。

这个又大又漂亮的房子是她和孩子的家，承载着很多美好的记忆。但是5年的冗长诉讼已经让她身心俱疲，财务状况也是捉襟见肘。卖掉房子是最好的决定，这为她争取了时间恢复健康、重返工作岗位并简化自己和孩子的生活。

有了钱，Allison聘请了律师。但很快，钱又花光了，她不得不再次选择自辩，最终在2021年解决了她的法律问题。

另一个和Allison有相似遭遇的人是来自北温的Jennifer Muller。她在刚开始打子女监护权和抚养费官司时也请了一名律师，但是四个月就用不起了，因为账单数额已经高达$5万元。

Jennifer担任地区小学辅导员28年，曾经是Access to Justice B.C.的成员。她代表自己进行诉讼，拿到了法庭的命令，但是该命令并未得到遵守。Jennifer不得不在10年后，在2019和2020再次代表自己出庭。

在恢复案件后的前几次听证会上，她取得了成功，但精神和情感上损失巨大。最终，她去银行贷了一笔“巨款”，请了个好律师，打赢了官司。但直到今天，她还在兢兢业业地为还贷奋斗。

Allison和Jennifer的故事对成千上万的BC省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他们遇到了高额的法律费用，在司法程序中单打独斗，结果往往是一场长达数年、压力重重的法律战。

即使不请律师，许多自辩的当事人也难逃抵押房子再融资或者卖房打官司的命运。没有房子的就提前动用养老金，使自己陷于不稳定的财务状况。

就像Jennifer所说的，BC省的司法系统对处理家庭事务的当事人太不友好了，“司法是文明国家和社会的支柱，这个系统并非人人可用，这令人担忧。”

研究该问题的安省国家自我代理诉讼人项目主任Jennifer Leitch表示，在加拿大，在法庭案件中，尤其是家庭法案件中，没有律师的人比例每年都在上升。

虽然在BC省，所有案件的自辩率都略有下降，但是，去年省法院出庭自辩的人数增加了7%。上诉法院的自辩当事人数量在2021年也略有增加。

全国自我代理诉讼人项目的研究发现，大多数人选择自辩是因为他们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，也没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。许多人开始诉讼时是请了律师的，中途放弃都是因为钱花完了。

BC省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Robert Bauman也是 Access to Justice B.C. 的主席，该组织致力于帮助自我代理诉讼的人应对司法问题。

他就说了大实话，“我认为大多数加拿大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负担不起超过一周的任何类型的诉讼。……因为太贵了。”

在BC省，政府出资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无偿法律援助，但是有门槛。要获得法律援助律师，当事人必须接受一项评估，该评估会考虑许多因素，包括当事人的法律问题的性质、收入和家庭人数。

目前标准案件中单身人士法律援助的经济门槛是年净收入$27840元，两人家庭的门槛是$39360元。

司法诉讼的成本之高已经成了社会问题，近年来，人们做了各种努力，试图让独自驾驭司法系统的人更容易，包括法律服务的分拆。

寻求法律帮助的人通常会聘请一名律师，费用可能高达数千元。分拆允许一个人以小时费率聘请律师。但不是所有律师都提供这种服务。

也有人提议让律师助理承担通常由律师完成的基础法律工作，因为他们的费率不如律师高。还有一些律师愿意无偿或免费工作。

但问题是这些零散的措施是否提供了有意义的改革，还是仅仅在为一个本身需要改革的系统打补丁？

事实也许正像Bauman法官所言，“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改变系统、提供服务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。我们如何改变它，让普通人也能从容应对？”

来源：温房网综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