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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nationalpost报道：海伦·坎贝尔（Hélène Campbell）本该早就死了。她清空了人生清单、花光了积蓄，如今34岁的她，只剩下一个问题：“接下来咋办呢？”而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疑问的人。
“我真的很不会死。”海伦·坎贝尔说这句话时，既像是在陈述事实，又带着一点玩笑意味。她曾两次接受双肺移植，本有很多“与死神擦肩”的机会，尤其是在她多年前被告知已经不再符合再次移植的条件之后。
真正可能夺走她生命的，并不是肺，而是她必须长期服用的抗排异药物。这些药物对身体其他器官造成了巨大负担。医生早就警告过，最终更可能发生的是肾衰竭。
在2017年第二次移植之后的几年里，这种“用其他器官换取肺功能”的平衡开始逐渐崩塌。
到了2022年11月，医生告诉她，她大概只剩下9到12个月的时间。换句话说，她给自己算出的“保质期”在2023年8月至11月之间。
那就赶紧完成人生清单吧。她也确实这么做了。
2023年，她和父母、妹妹Mary以及几位朋友一起去了地中海旅行；随后又和祖母一起坐了阿拉斯加邮轮，这些都是她以前因为保险和医疗限制不敢尝试的行程。
“但如果我要死了，”她当时想，“那就无所谓了。”
“听起来可能很糟，”她后来告诉我，“但我当时在想，如果我不在了，这些钱还在，那我可以留给兄弟姐妹；或者，我现在就和他们一起去经历一些事情，留下这些回忆。”
她开始买礼物，请朋友吃饭。
当那个“保质期”悄然过去、什么都没发生时，她去蒙特利尔看了一场Gregory Alan Isakov的演唱会。结束后，她对自己说：“好了，现在我可以死了。”
她也制定了一些更小的目标，比如撑到某场婚礼，或者等侄子出生。还有一些带着黑色幽默的愿望，比如“活到《阿凡达2》上映”，或者等《魔法坏女巫》电影版。
“其实知道自己时间有限，是一种特权。”她说，“它会逼你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去做那些你一直拖着没做的事。”
她一点点完成了人生清单，也几乎花光了积蓄。而现在，34岁的她，站在一个完全没准备过的状态里问：
“接下来呢？”
她本不该还在这里。她已经为“最后一程”做好了准备。而现在，这一切被暂停了，而且没人知道会暂停多久。
如今，她脑子里反复出现的，反而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问题：要不要找工作？要不要谈恋爱？
这些问题都默认一个前提，那就是时间，不只是几个月，而是几年。
可她的人生早已围绕“终点”被重新整理过，现在却被要求重新规划一个没有尽头的未来。
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。也不是关于“战胜命运”或“逆天改命”。这些故事我们已经讲得太多了。
但我们几乎没有练习过，当一个人已经接受了死亡，并围绕它重构人生之后，如果死亡没有如期而至，会发生什么？
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人生即将结束时，她的内心会变成什么样？她的计划是否更简单？优先级是否更清晰？
而当那个“终点”没有到来，那之后呢？
活在一个你已经“安排好结局”的人生之后，这种感觉，可能是令人不安的，甚至是不受欢迎的。
而这种情况，其实并不罕见。
渥太华大学缓和医疗主任James Downar表示，即使医生基于数据做出判断，本质上也只是概率估计，而这样出错的概率其实很高。“如果我们去预测一个人的生存时间，我们很可能是错的，而且通常还偏乐观。”
当这种预测成为一个人生活的核心逻辑，却最终被证明不准确时，后果往往是巨大的心理冲击。
这种“已经接受结局，却不得不继续活下去”的状态，并不只发生在坎贝尔身上。
比尔·斯托比（Bill Staubi）也曾准备好去死。
他在2023年11月被诊断为第四期肝癌，已经转移到肺部。医生告诉他，大约还有18个月。他说，这个数字其实是他自己逼医生说出来的——否则他就只能上网找一个“参考值”来安排人生。
和坎贝尔不同，他没有人生清单。
他把剩下的时间，当作一个“把事情收尾”的机会。
几天内，他申请了安乐死（MAiD），开始免疫治疗和放疗，并着手处理“死亡的实际事务”：他把近1500件艺术收藏全部分送出去，通知亲友，写邮件说明自己的病情、治疗方案和安排。
他强调自己很独立，不需要帮助；作为无神论者，也不需要“祈祷”。
“我有事情要做”他说，然而结果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，他没死。
去年11月，也就是预估时间过去大约半年后，他被告知癌症进入缓解期。
那一刻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愤怒。
“我已经全身心投入在准备死亡这件事上了，”他说，“结果突然一切都没了。我从‘不知道什么时候死’，变成了‘不知道癌症会不会复发’。”
“我第一反应是：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要怎么继续？我要怎么让自己的思维停下来，不再朝那个方向走？”
朋友们为他的缓解感到欣喜若狂，但这种喜悦，他很难共鸣。
当他表达自己的不安时，得到的回应往往是：“没事了，你不用再计划了，你现在跟我们一样了，你还有整个人生。”
“理论上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随时死，但我也知道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三个月，我都要面对一次‘癌症是否复发’的可能。”
黛安·格拉顿（Diane Gratton）也处在类似的状态，只是她的癌症没有缓解，而是被“延后了终点”。
她在2021年被诊断为第四期乳腺癌，已转移至骨骼。当时医生告诉她，大概还有五年。
“第四期”这个词，像是一种侵入性的标签，把希望抽走，把人直接丢进等待终点的恐惧里。
她回忆说，那一刻像是情绪崩塌。接下来的三年，她一直活在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之中。
“就像在走向死亡，但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。”
最可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那些问题：我活得够好吗？我是一个好母亲、好伴侣、好朋友吗？我这个人，够好吗？
后来，她尝试了合法的裸盖菇素治疗，帮助自己缓解存在焦虑。“我不想死，”她说，“但我已经平静了。”
然而，平静不等于确定。
去年夏天，医生把她的预期寿命从“5年”改成“10年，甚至15年”。
她却走出诊室时想的是：“为什么我不开心？我是不是哪里不对？”
那个“五年”的预期已经深深嵌入她的认知，新预期反而无处安放。
她现在在学习如何面对这个被“延长的人生”。她开始试着用庆祝和感恩迎接新的一年，而不是恐惧。她仍然每天提醒自己三件好事，第一件永远是“我今天还活着”。
“我很开心，”她说，“但那是一种没有狂喜的快乐。”
但这种快乐，也始终被不确定性包围。她依然很难规划超过三个月的未来。
“以前，是死亡占据每一个念头；现在，是‘活着’占据每一个念头。”她说，“无论哪种，都很累。”
他们曾围绕“终点”重构人生，现在却被迫重新开始。
Downar医生说，这种状态甚至没有明确的医学名称。“这更像是一个哲学问题。”他说，“如果他们问我‘我现在该怎么办’，那可能是我唯一帮不了的事。”
“我们是谁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做什么，以及我们在他人生活中的角色。当疾病剥夺这些角色时，它不仅是身体上的疾病，更是对身份和存在意义的冲击。”
某种意义上，这种困境并不特殊。他们的痛苦，不是因为害怕死亡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与死亡和解了。
而现在，那张通往终点的地图，被收走了。
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：即使是残酷的确定性，也能让人站稳。
而现在，坎贝尔正在努力，为的是不再“不会死”，而是学会活着。
“而且我现在会买青香蕉了，而不是只买黄的，”她说，“因为我打算多活一段时间。”
来源：超级生活综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