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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国家邮报》报道，一份最新报告称加拿大联邦政府应为物价上涨负责，这一切源于特鲁多政府在疫情期间的挥霍性支出。报告指出疯狂发钱比加拿大央行的利率政策影响更大——是导致通胀飙升的主要因素。
这份由C.D. Howe研究所两位经济学家撰写的报告，将矛头指向渥太华“无资金支持的财政狂奔”，这些支出被形容为“像直升机撒钱”般地向私人部门注入资金。
报告称，仅在2020年，加拿大成年人口中有2070万人（总人口为3030万）领取了联邦政府推出的疫情补助金。
2020年，这些补助计划耗资约2700亿加元，相当于加拿大当年GDP的12.5%；而至今，这一数字已增至约3600亿加元。
虽然这些项目在危机中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及时的救助，稳住了经济，但该智库指出，在失业率并不高的背景下向经济注入如此大量的“名义财富”，最终导致了通胀飙升以及物价的永久性抬升。
报告写道：“无论这些财富是以印钞还是举债的形式注入，结果几乎是一样的。”
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（CIBC）世界市场的副首席经济学家本杰明·塔尔（Benjamin Tal）也表示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确推高了疫情期间的物价。但他也认为，加拿大央行的低利率同样“难辞其咎”。
“毫无疑问，极度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推动了通胀的快速上升。”塔尔说。
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（CPI），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间，加拿大物价上涨了11.4%。
虽然疫情于2019年12月在中国爆发，加拿大首例确诊是在2020年1月25日，但实际的物价飙升是在一年多之后才出现。
实际上，直到2021年5月前，物价仍以相对正常的速度上涨；直到2022年6月才达到峰值，通胀率达8.1%，创下近40年来新高。
C.D. Howe研究所的两位经济学家大卫·安多法托（David Andolfatto）和费尔南多·马丁（Fernando Martin）虽然批评了联邦支出政策，但对当时加拿大央行的做法则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。
他们认同加拿大央行自身的反思，即在当时未能及时加息以遏制通胀，确实可以受到批评。
同时，他们也认为央行在传达其通胀目标的策略和措施方面做得不够好。但他们最终指出，加拿大央行实际上对控制物价上涨的能力有限。
报告也承认，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通胀与通缩双重压力。
比如，供应链受阻导致部分商品供应紧张，工厂关闭或减少产能，港口拥堵引发运输费用上涨。同时，木材和金属等原材料也出现短缺，进一步加剧了成本上升。
另一方面，某些商品的需求激增，比如房地产、家具、健身器材和家庭娱乐设备。
部分需求上涨源于消费者手头的可支配收入增加：在家办公让许多人省下通勤与外出消费成本，有些人还获得了加薪，尤其是医疗行业的从业者。同时，政府援助金也抬高了整体购买力。供需之间的错配最终推高了物价。
在各种商品中，汽油价格涨幅最为剧烈，两年内飙升逾50%；食品与交通成本上涨了15%至20%；而家电和租金也上涨了10%至15%。
负责国家财政政策的联邦财政部目前尚未对报告发表评论。
虽然疫情已过去，但物价并未出现明显回落，原因也在报告中有所解释。
CIBC资本市场的高级经济学家凯瑟琳·贾奇（Katherine Judge）指出，疫情结束后，通胀依旧居高不下，是因为消费者积压的消费需求与存款释放，加之长期结构变化，如更多人居家办公、婴儿潮一代的退休等。
她还在邮件中指出，最近渥太华在贸易争端中征收的进口关税，也推高了价格。
加拿大统计局本周早些时候报告称，加拿大6月的通胀率已上升至1.9%，较前一个月的1.7%略有上扬。
来源：超级生活综合